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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岁的古籍爱好者王梓屹曾出过一个“笑话”：6月的桂林，他在阳光下晒一本自己收藏的古籍，并发到古籍爱好者交流群里，被人指责“暴殄天物”，他才明白，古籍要防受潮，更忌暴晒，晒过后书页会像树叶一样泛黄变脆。
王梓屹回忆，初二一堂美术课上，老师讲到桂林山水时，引用了清代罗辰所著的《芙蓉池馆诗草》卷上《桂林山水画稿》。看到家乡的风景在100多年前以木刻版画留存，他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，暑期专门到桂林博物馆查看《桂林山水画稿》，由此开启了探寻古籍之路。
和王梓屹一样，很多年轻的古籍爱好者早早就入了古籍的“坑”。有人喜欢触摸留存着年岁印记的纸张，于是收藏多种版本的古典原书；有人钻进时空的隧道里，甘坐“冷板凳”，挖掘古人的智慧。网络媒体和科学技术让古籍阅读变得方便，同好间的交流也多元便捷起来。那些藏在古籍中的岁月，又流淌进千年后年轻人的梦乡。
历史的风吹了千百年
孙林是长沙岳麓书社的一名年轻编辑，工作两年，参与过两个古籍项目的编辑工作。她喜欢李商隐，虽然比他“年轻”约1190岁，但喜欢背诵他的诗句，模仿他的风格写诗。
“飒飒东风细雨来，芙蓉塘外有轻雷。”有一天午休，孙林再次被同事的鼾声吵醒时，想到了李商隐的这句诗。在她还是湖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时，老师就讲过李商隐的这首无题诗。老师说，这是一种“微弱的萌动”。此刻，在工位上，每当醒来，她就会觉得，“日子为什么又这么平淡地走了半天”。她后知后觉这便是“微弱的萌动”，“是外界平静如冬日寂寥，一成不变，但你听到了内心企图生长的声音，你知道你不甘寂寞，不肯流俗，终有一天会打破寂寥”。
偶尔，她会对李商隐的诗句产生类似的联想解读，“可能李商隐自己也不是那么想的”。后人的无数种解读，勾勒出万千种李义山的形象，晚唐的风吹了千百年。
今年22岁、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孙路遥，接触古籍已有15年。《论语》是她的“答案之书”，“生活中遇到想不通的事情时，几乎只要随意翻开几页，就会发现孔子已经在2000多年前给出了答案”。孙路遥找到了阅读古籍的乐趣：“对于还很年轻的我们来说，阅读古籍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看到无限的人与社会，看到与自己相匹配的生命价值并尝试践行。”
本科期间，已有扎实古代汉语基础的孙路遥，开始尝试学术和实践探索。通过参加学术论坛、参加古籍出版社的实习、组织传统文化读书会等方式，她初步思考了即将步入研究生阶段的方向：以中国经学史为核心，结合数字手段与海外视角，讲好传统文化的新故事。
始于作品陷于人品，他为“偶像”曹植发论文
今年27岁的戴启飞从初中接触《三国演义》开始，就一头闯入了“建安风骨”的文人世界，尤其对曹植钦敬有加。为了深入了解这位被后世认为“多情任性”的公子，戴启飞迫切想要阅读曹植的诗文集。当时，县里的新华书店没有《曹植集》，店员辗转帮他订购到赵幼文的《曹植集校注》。他发现，曹植不但有“骨气奇高，词采华茂”的才学，亦有“天性仁孝，发于自然”的性情，更有“戮力上国，流惠下民”的志向。
那是他第一次细读古籍原典，对曹植的热爱“始于作品，陷于人品”。现在，他是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古典文献学专业在读博士生。
高中时，戴启飞就在网络社区找到很多喜欢曹植的同好。有人提出，《曹植集》已有几个权威注本，但还没有面向大众爱好者的白话译本（当时中国台湾地区已有相应的白话本，只是他们不知道——记者注）。于是，包括他在内的5名小伙伴作为骨干成员，与其他网友一道，决定在该社区此前的翻译旧稿的基础上，共同翻译《曹植集》。
历时数月，翻译完成，成果被命名为《曹植集全译》，只有翻译而没有注释，全书一共13.8万余字。虽然只作为网络作品流传，但《曹植集全译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。至今在社交平台上，戴启飞还能看到有人提及并推荐这部未出版的翻译作品。
2024年，为了给曹植“正名”，戴启飞甚至在某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。曹植《七哀》有十六句版（《七哀》）、二十八句版（《怨诗行》）两种文本，一般认为十六句版为曹植原作。近年有西方汉学家主张二十八句版才是曹植原作，十六句版则是后世文人改编凝练而成，从而产生了一种评价：曹植的五言诗大多是经过后世加工润色，他在文学史的地位需要重新审视。
作为曹植的忠实粉丝，戴启飞有些听不得关于曹植的“坏话”。但要对这种观点进行商榷，就要寻找新的证据，“关键证据就藏在作品中”。上大学后，进入系统的学习阶段，戴启飞开始研究曹植诗赋用韵，长期下来有了音韵学的积累。
通过考察梳理汉魏六朝诗赋用韵情况，他发现，二十八句版的增句“流止任东西”的韵脚“西”字，与前句“依”字押韵，但“西”直到东晋吴楚乐府民歌才开始与阴声韵相押，而在汉魏时期以前多与阳声韵相押，音近“鲜”。因此，二十八句版的改编时间应不早于东晋时期，显然不是曹植所作。
文章发表后，戴启飞激动地对朋友说：“文章不是我的功劳，而是我把曹植送到他该在的位置上！”这篇论文在第五届文献语言学青年大会上获得二等奖。将爱好作为专业，用专业追求爱好，他表示，将继续在整理古典文献、解决文史问题的工作中贡献力量。
挖掘古籍的“隐藏财富”
在古代，书页纸张珍贵，许多文人借书来抄写学习。明代文学家宋濂在《送东阳马生序》中提到“家贫，无从致书以观，每假借于藏书之家，手自笔录，计日以还”。对今天的古籍爱好者而言，抄书是深入学习古籍的途径，也是致敬古代文人的方式。王梓屹就是一名抄书者，他自幼练习书法，接触古籍后，一有空闲就抄书，精力旺盛的时候，他能专注地抄一日。
热爱古籍让王梓屹觉得充实，“也让我形成正确的价值观——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”。作为今年的高考生，他早早就确定了大学志愿范围：汉语言文学或历史学的相关专业，倾向于古文字研究。他畅想未来的工作：做一名图书管理员，或是与古籍相关的学者。
对考古学专业的学生来说，“访古”是他们的日常。今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考古专业的查紫贤在日常出行时，不管去哪都会先去看看遗迹，找找当地的博物馆。查紫贤喜欢出土文献，他通过摹写出土竹简辨认和学习字形，感受古文字的书写状态。在他身边，不少考古专业或古文字专业的同学，还自己制作竹简：买来竹篾条，刷上胶矾水，晾干之后就可以用毛笔在上面抄写古文字，或是写上祝福语，在一些学术论坛或是其他同好交流场合中，作为礼物送给他人。
陕西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大三学生林儒煦自幼与古籍结缘。从记事以来，母亲便带着他到古书学习班学习，念诵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等，上小学后开始背诵“四书”。进入大学开始系统学习和研读，他尝试与古人产生“共情”，设想古人在什么情况下写出这些文字。“我并不把它们当作是应该被奉为圭臬的存在；我觉得应该有更现代的态度，不要盲从，而是去芜存菁。”
作为一名文科生，他坦言，上高中后有不少次怀疑过自己对社会的价值，“当我学习本专业之后，我才发觉，大众认识到的中国古代文化只是冰山一角，很多东西还有待发掘，而我们正是发掘这批‘隐藏财富’的人。对古人的认识越深刻，反思就会越多，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会更深，也会更自信”。
在专业学习中，林儒煦和同学们必修一门“古籍的数字化整理”，学习OCR（光学字符识别）、自动校准图像、识别重复段落等计算机功能的基本原理，以及用大模型写代码实现前述功能。他表示，文科生学习计算机有些困难，但数字工具可以减少重复劳动，提高整理古籍的效率，“我认为现在是前所未有的学习文献学的黄金时代”。
当前，一个由高校和互联网公司合作创建的古籍App“识典古籍”，已完成万部古籍的数字化工程，所有资源免费向社会开放。孙路遥是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《四部丛刊》精校项目审核团队成员之一，参与了该App部分古籍上架审核工作。
在她看来，古籍数字化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纸本难获得、文本查找慢的问题，极大缩短了阅读者与研究者前期的“工具性工作”，让他们得以将时间尽可能投入挖掘文本内涵、寻找结构性贯通的“思想性工作”。
